陆昌友
人所共知，抗战期间，国立浙江大学在颠沛流离中西迁，在举步维艰中生存，在困厄逆境中崛起，发展成“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李约瑟语），取得令世人瞩目、惊叹的办学成就。这一切，都来源于竺可桢校长在遵义7年的岁月里，倡导并践行“求是”精神，离不开竺可桢校长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秉持和弘扬“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理念，团结带领一支坚强有力的“求是”精英团队，一步一步筚路蓝缕却又脚踏实地，一路走来艰苦卓绝却又铿锵有力。
自1940年元月16日竺可桢校长到达遵义，直到1946年5月16日竺可桢校长离开遵义，他在遵义一共停留了6年零4个月，共计2313天。其间，居住遵义1415天，其余898天，前往贵阳、重庆、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出差公干占了682天，往返湄潭分校、永兴一年级处理公务用了216天。除去湄潭短暂往返的若干次外，有698天他将校务委托了“求是”精英团队里的张绍忠等人代理，于是，就有了本文涉及的“代理校长”一说。
据笔者从竺可桢日记、浙大在遵义召开的行政谈话会议记录等相关档案材料中挖掘，先后有教务长张绍忠、工学院前院长李熙谋、文学院院长梅光迪、训导长兼文学院国文系主任郭斌龢、工学院院长王国松等五位做过代理校长。具体情况如下：
张绍忠，4次，223天；李熙谋，1次，53天；梅光迪，4次，172天；郭斌龢，1次，64天；王国松，4次，186天（包括1946年5月16日竺校长离遵返杭至同年8月6日浙大在遵义最后一次行政谈话会召开的8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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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教务长张绍忠
张绍忠，字荩谋，1896年11月生于浙江省嘉兴县。1915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专业，1919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0年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生，留学美国。1922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4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师从勃利奇曼（P.W.Bridgman,1946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主攻高压物理，并担任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1927年回国，先在厦门大学任物理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应蔡元培先生之邀，到浙江大学创办物理系，任系主任，后兼任文理学院副院长。1935年，因不满“学阀”校长郭任远独断专横，与物理系教职员集体辞职，赴南开大学任物理系主任。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随即致电南大理学院邱宗岳、杨石先、何廉等好友，称“晋材楚用，久假不归，想非兄之所愿”，恳请南大放人，终获成功，使张绍忠重回浙大，再任物理系主任，并兼任浙大特种教育委员会副主席、主席。
1939年10月16日，浙大西迁途中的宜山，竺可桢校长在该学期第一次纪念周集会上宣布：教务长郑宗海因病留浙东，教务长一职由张绍忠继任。于是，张绍忠忍痛丢开自己心爱的专业，一肩挑起教务的重担，而且一挑就是8年，直到1947年7月28日，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在51岁的盛年溘然长逝。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遵义时，张绍忠一家居住在老城大井坎六号。每天一大清早，他就要顶着刺骨的寒风，赶到一两千米外设在桃源山上江公祠的浙大总办事处，为校舍、教室的落实，各院系教师、课程的安排，学生注册、讲义的准备，往往一忙就是一个整天，以确保二三四年级能于2月22日准时开课。
好不容易，教学秩序大体恢复正常，竺可桢校长很快就要去重庆受训，时间还长达近两月。行前，将校务委托张绍忠代理，并且书写了5万元的现金支票，另立户头，交由张绍忠签字使用。
首任代理校长的张绍忠，接连召开两次行政会议（总第59次和60次），着力化解了浙大与城成小学师生因江公祠校舍纠纷引发的矛盾。接着，又和理、农两院院长胡刚复、蔡邦华赶去湄潭洽谈、踏勘新校址。在雨中前往永兴冒险过一小桥时不慎滑倒落水，幸亏紧紧抱住湍流中的一块石头，才免于受难。
刚从湄潭返回遵义，得知一箱箱图书、仪器即将运达，无处安放，张绍忠又马上召开第62次行政会议，决定将总办事处移至何家巷四号，腾出江公祠作图书馆，又分别在南泉寺、柿花园、西蜀会馆、蜡光庙等处临时安置生物、农化、化工、理化、机械、土木等实验室，使教学秩序逐步走上正轨，直至竺可桢校长出差归来。
在前后4次200多天的代理校长任上，张绍忠先后主持召开了17次行政会议（经第32次校务会议决定自第70次起改称“行政谈话会”），为浙大在遵义、湄潭尽快站稳脚跟，得以生存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在日常工作中，身为教务长的张绍忠恪尽职守、任劳任怨。一方面，他是铁面无私的“包公”。每逢考试，他都会带上几张空白布告到各考场巡视。一旦发现有人作弊，马上查出姓名，填上布告，给予处分，惩处不贷；他负责的招生工作，始终坚持严把质量关，宁缺毋滥，就连竺可桢校长的女儿竺梅，也因成绩不理想，未被录取。另一方面，他又爱才惜才，对成绩优异的学生关爱有加。当他发现工学院化工系学生胡济民物理成绩特别突出，就鼓励他转学至理学院物理系，使之学业有成，留校任教，后来成为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即使是因他严格管理心生怨恨、以致偷偷把污物倒在他办公桌上的学生，他也暗中为其开脱，使其保住得来不易的学籍。
就是在1946年5月竺可桢校长离开遵义以后的近三个月里，张绍忠也一如既往，积极主动地配合代理校长王国松，做好浙大东归回杭的善后事务，坚持到最后一批离开。
对于教务长张绍忠的英年早逝，竺可桢校长十分悲痛，说他是“以身殉学”，不仅亲笔写下挽联：“十余年得助最多获益最多况离乱同舟瘴雨蛮烟当日梦；二三子成德以教达材以教叹须臾返驾只鸡斗酒故人情”，还在1947年10月26日浙大为张绍忠举行的追悼会上，亲自担任主祭，并且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对于迁校事，荩谋之功尤大，因其任特种委员会主席也……任教务长后，对学生录取与学期标准不肯通融，甚为不及格学生痛恨而不顾。”表达了对故友深切哀悼与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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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开二度的工学院院长李熙谋
1927年8月，原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分别改组成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浙大的前身）工学院、劳农学院。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哈佛两所大学学习、研究的李熙谋，刚以麻省电机工程硕士、哈佛哲学博士双料学位的教授推任为工专校长，旋即被改组后的新学校校长蒋梦麟聘任为工学院院长，着手开设电机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三个学系，并附设高级工科职业学校。次年，李熙谋又接受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任命，兼任浙江省首任电话局长、省广播电台台长。
1932年夏，李熙谋辞去浙大工学院院长之职，奉教育部之命，赴欧洲作教育考察。一年后回国，担任暨南大学教务长、系主任等职，直至1939年夏天，浙大工学院电机系主任王国松受竺可桢校长委托，从宜山绕道越南到上海，邀请李熙谋重返西迁流亡中办学的浙大，接替执意辞职的现任院长、化工专家李寿恒，重新担任工学院院长。10月下旬，李熙谋抵达宜山，正式接任。
很快，因南宁失陷，宜山告急，浙大图谋再迁，11月28日临时召开的第29次校务会决定成立包括李熙谋在内的迁校筹备委员会。第二天，竺可桢校长就委派李熙谋和张其昀一道离桂赴黔，到独山、都匀、遵义、瓮安、湄潭等县寻觅新校址。
12月23日，竺可桢校长召集迁校委员会及行政联席会，决定请工学院院长李熙谋、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农学院院长蔡邦华三人为遵义新校舍筹备委员，即日去往遵义，为即将再度启程迁徙的浙大落实校舍。
在遵义，寓居老城南门内石家堡三号的李熙谋，与共同居住在此的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师范学院院长王琎被尊称为浙大“三老”，而他主持的工学院，更是兵强马壮。他手下有王国松挂帅的电机工程系、李寿恒执掌的化学工程系、吴钟伟领衔土木工程系、钱钟韩为首的机械工程系。据1941年底浙大上报教育部的学生人数统计，在二年级以上的1048人中，工学院就有485人，占46.28%，接近全校学生的一半，高居文、理、工、农、师范五学院之首。浙大迁遵办学的当年——1940年，电机、机械两系就增设了双班。第二年又增设了工科研究所化学工程学部，内设油脂工业、燃料工业、纤维工业3个组。举凡招收新生入学、毕业生举荐就业、日常教学科研工作组织、包括工程师学会事务等，李熙谋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竺可桢校长任上，多次申请辞职，想重新回到气象研究所，继续从事自己钟爱的气象学研究，曾在不同的场合，分别向陈布雷、陈立夫、朱家骅等党政要员举荐李熙谋作为浙大校长的继任人选，从中可见他对李熙谋的信任。
1942年3月7日，竺可桢校长出差重庆、北碚，直到4月29日返回遵义，其间，委托李熙谋代行校长职务53天。
在这53天时间里，代理校长李熙谋主持召开了3次行政谈话会（总第131—133次）。这3次会，按竺可桢校长行前安排，为教职员增加了生活津贴；制定了退学学生偿还贷金办法；改组了工读委员会，聘张其昀为主席，王国松、钱钟韩、涂长望、诸葛麒等为委员；明确并延展了春假的放假时间，还确定了春假期间在湄潭举行运动会的相关事宜。
另外，1940年3月，代理校长张绍忠与胡刚复、蔡邦华去湄潭洽谈、踏勘新校址时，曾委托李熙谋在遵义代理总校校务。其间，李熙谋主持召开了第61次行政会议，讨论确定此次迁移学生贷金发放标准。
1942年4月24日，旧历三月初十，沙滩文化代表人物郑珍诞辰166周年纪念日，李熙谋代校长和张其昀训导长一道，代表浙大参加了遵义社会各界赴禹门沙滩祭扫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先贤陵墓的活动。此举改变了三天前行政谈话会让王焕镳教授参加这一活动的决定。
没多久，重庆的交通大学就与浙大沟通，请李熙谋前去兼作教务长。起初，他还经常往返于重庆、遵义之间，到后来，在重庆的时间就明显多于遵义了。以致竺可桢校长在日记中写道：“渠（李熙谋）以交大无人继任，且事事不如浙大上轨道，故愿留交大，而以工学院院长实缺畀劲夫（王国松）。”王国松这位工学院代院长在1944年9月21日得以正式任命，而李熙谋则与浙大再无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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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香如故的君子儒梅光迪
1946年元月27日，一个阴沉欲雨的上午，遵义新城何家巷五号大门内外，扎上松竹门坊，缀以洋烛素花，装饰成礼拜堂模样。院内两边墙上，挽联密密排列，直达礼堂。在诸多政要、师友、学生情真意切的挽联中，竺可桢校长“李杜文章陶明气节公自大名垂宇宙；黔山埋骨湘水招魂我来万里哭朋俦”的挽联尤为引人注目。一场极备哀荣的追悼仪式在这里举行，藉以悼念一个月前逝世的学衡派创始人、浙大文学院院长梅光迪。竺可桢校长担任主祭、读祭文并致辞。他回顾两人相识于光绪时代，同窗于哈佛，共事于南高、东大与浙大，称梅光迪为人标准高、不求名利、外冷而内热。言辞当中，对这位前后相处36年的挚友辞世，流露出深深的哀悼之情。
梅光迪，字迪生，一字觐庄，1890年2月出生于安徽宣城的一户名门望族，系清初著名学者梅文鼎后裔，其远祖可追溯至宋诗开山鼻祖梅尧臣。1906年，梅光迪考取安徽高等师范学堂，师从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1911年考取庚款赴美留学，先入威斯康辛大学修习文学，后转芝加哥西北大学研读西洋文学，再进哈佛大学研究院，成为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首位中国弟子，并成为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留美期间，梅光迪与胡适就“白话与文言”“文学革命”等的探讨与论辩，被史家称为“胡梅之争”。1920年回国，首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次年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1922年创办《学衡》杂志，“阐扬旧学，灌输新学，以开风气”，将“胡梅之争”发展为“学衡派”与“新青年派”两大阵营的对垒，并载入新文化运动史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4年，梅光迪再度赴美，担任哈佛大学文学院“东方文学”讲席，开设“东方文化与哲学”等课程，时间长达十余年。其间，1927年短期回国任中央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除外。
1936年5月5日，刚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仅十天的竺可桢，为贯彻他深思熟虑的哈佛大学教育理念，就向远在哈佛任教的老同学、老同事梅光迪发出电报，力邀他到浙大共襄发展盛举。很快，梅光迪就携家带口回国，出任浙大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1938年8月，浙大成立了中国文学系，梅光迪即力主文理学院分设。不管是在校务会的讨论上、还是私下与竺可桢校长的交谈中，他都强调：“宜速立文院，国系属之”，而不是隶属于师范学院。1939年8月，经教育部批准，浙大文理学院一分为二，梅光迪毫无争议地出任文学院院长，直至1945年12月27日因心脏病不治，在贵阳去世，归葬于八鸽岭上的圣公会墓地。
旧以理工科称名于当世的浙大，就任独立的文学院院长，本身就是一个挑战。而梅光迪在文学院院长任上，得以依渊博学识展“治国平天下”的襟抱，“在中国文化上作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他不满足于当好竺可桢校长的助手，参加校务会、行政谈话会，主持歌剧歌咏、教职员福利两个委员会，处理繁杂的行政事务；他更是踌躇满志，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思注重通才之教育，提倡人文之修养，使承学之士，闳中肆外，笃实而有光辉”。在梅光迪的要求下，浙大一年级学生必修古文，从上古到明清按顺序选读一年。而文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除必修一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外，还要修两年英文，以此融通中西之学。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设置，必须贯通义理、考据、词章，以“深明吾国文化之本原，学术之精义”。这一规定，得到各学系同仁的拥戴，得以在各个教育教学环节中实施，以致文学院毕业的学生，普遍都能成为融汇古今中外学识的“通才”，梅光迪也实现了“庄重、幽默、务实的高度统一”，成为一个“成功的院长”。
在浙大，梅光迪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1938年6月即被遴选而成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当年7月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上，他就针对日寇强力入侵，我国海军却贻误战机、毫无功绩的现状，提出“拟请建设新海防”的提案；1944年9月的三届三次参政会上，他又分别提出“国立各大学应增设东方语文学系”“大学教育应给与相当自由”两个提案，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体现了一位学者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卓越的参政能力。
从1942年12月17日至1944年4月22日，竺可桢校长先后4次出差重庆，校长职务交由他所信任的梅光迪代理。在竺校长离开遵义的172天里，代校长梅光迪主持召开了第41次校务会议，这是浙大在遵义召开的19次校务会议中，唯一未由竺可桢校长主持的一次，而且是在遵、湄两地分别召开（湄潭分校由理学院院长胡刚复主持）。这次会议，投票选举了建筑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各学院院务会议规则等。梅光迪代校长还主持召开了11次行政谈话会，处理日常事务，议决重大事项，确保遵、湄、永三地教育、教学活动正常、有序开展。
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9月9日，竺可桢校长为筹备即将召开的第47次校务会议，先期去了湄潭，委托病中的梅光迪于9月11日主持召开了第273次行政谈话会。在会上，梅光迪通报了校务会议在湄潭召开的时间，安排了遵义赴湄参会人员乘车的时间、地点；会议还通报了校务会议教授、副教授代表选举结果，修改了图书馆学生借书规则。
1943年4月29日，英国牛津大学文史学院研究员陶德斯教授抵达遵义，对浙大进行为期4天的讲学和参观考察。受竺可桢校长的委托，梅光迪代校长于4月22日主持召开的第170次行政谈话会，就对陶德斯的招待办法和演讲日程进行了筹划安排。30日下午在播声电影院陶德斯教授的演讲会上，梅光迪一口纯正、流畅英语所作的欢迎词，先声夺人，既吸引在场的浙大学生，也惊呆了正宗的英国人陶德斯。无论是对子弹库办公室、何家巷教室餐厅、杨柳街女生宿舍、次东门外工学院实验室、江公祠图书馆的参观，还是为文学院、师范学院学生在子弹库的演讲，或者与浙大教授在社会服务处的座谈，梅光迪代校长都全程陪同。梅光迪出类拔萃的学者风范、浙大学生们勤奋刻苦的良好学风、浙大教授们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一桩桩、一件件，都令陶德斯感动异常，特别是浙大在艰难环境中秉承“求是”精神生存、发展、崛起，更是让他刮目相看。
一生为文不苟、向来不轻言著述的梅光迪，因1944年年底偶然发现患有心脏病以后，或许是预感时日不多，自1945年初开始记日记，并在日记中草拟了他的著述计划。既有撰述中国文化的《洛下风裁》《正始遗音》《韩文公评述》《欧阳公评述》《袁随园评述》《曾文公评述》《中国两大传统》；又有介绍西方文化的《近代西洋思想述要》《近代西洋文学趋势》等等。按他的计划，“若天能假我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则可能成其十之三四……”
遗憾的是，天不假年，造化弄人，到1945年12月初，梅光迪的心脏病就已恶化，在送往贵阳省立医院救治并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的两天后，于12月27日终致不治而辞世，他的写作计划也就无法实现了！
其实，当初接到竺可桢校长电报时，梅光迪正带着家小，在美国爱荷华州的诺斯伯勒小镇度假，边写作边休息。这电报，既是同窗老友情真意挚的深情呼唤，更是国家民族危难中的急切召唤，“田园将芜胡不归”？何况他还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文化大业呢！他如果不回来，以美国优厚的生活环境，他或许不会患病；即便生病，照美国先进的医疗技术，他也命不该死。但是没有如果，这位浙大文学院的元老，浙大西迁办学的功臣，经历近十年的风风雨雨，还是在抗战刚刚胜利、浙大即将复员的时候，心有不甘地离去了。随着梅光迪的离去，“一人失而全局毁”，浙大文学院重心骤失，学衡派人士星散，只留下他那“博学重通才流播遗风开往史；清言匡大计婆娑乔木启英豪”（朱家骅挽梅光迪联语）的君子儒风范，让后人思之念之，心向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