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这个时间的认定，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所载，主要依据是：“1月14日0时，中央以‘恩来’名义发出电报通知：‘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

　　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说：“会议经过3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会议从1月15日开始，经过3天，就应是17日结束。

　　此外，“1月14日14时，军委电示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未回部队前，该军团‘统归左参谋长朱主任统一指挥’。”“由于一军团林、聂，三军团彭、杨已先后离开部队，军委于1月14日至17日23时前，中断了给他们的电报。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同志因故迟到，参加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军委1月17日0时，也中断了给他的电报。”均可证明这段时间内，他们因参加会议而离开了部队。

　　至于遵义会议决议上为什么标明该决议是在1月8日通过的，据上述“调查报告”中所说，“洛甫同志在起草决议时并没有标错日期”“事后刻印文件时抄错日期而没有引起注意是可能的（17和八的旧体八字形相近）。”这虽是推理之说，不过，据1月8日20时40分朱德《关于军委纵队9日进驻遵义并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遵义警备司令电》和《伍云甫日记》中关于“1月8日 阴 夜雨 行军——由团溪经新场到龙坪”的记载，可以肯定，中央首长率军委纵队是1月9日进驻遵义城的，在这之前的1月8日是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的。

　　会议的地点，是位于遵义老城子尹路原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当时是红军总部所在地，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灰色楼房。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议室，在二楼与朱德、康克清住室仅一壁之隔的不足40平方米的东厢房，现室内正中放一张长方形的深红色木桌和18把围桌安放象征参加会议人员席位的藤椅，但没有固定的座次。桌下还有一架八角形的火盆。天花板正中，悬挂着一盏圆形瓷罩的洋油灯。壁上贴挂着一架木框镜面的自鸣钟，记录了重要的时刻。窗外有一棵古老的槐树，成为若干年后认定这一地址的重要标志之一。

　　（节选自《红军在黔北》）

　　（本栏目由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