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福仁

　　摘要：遵义会议前后，是毛泽东核心地位形成的重要时期。从通道会议起，经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开始采纳和肯定毛泽东正确主张。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参与中央重大问题决策。随后，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村常委进行分工，在遵义杨柳街成立前敌司令部，苟坝会议成立的新“三人团”，毛泽东正式参与指挥军事，并成为事实上的领导者和指挥者。再经过会理会议、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以及后来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延安政治局会议、党的七大等，最终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关键词：遵义会议 毛泽东 领导核心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1]

　　遵义会议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前后，是毛泽东核心地位形成的重要时期。形成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首先必须确立一个核心。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2]所谓核心就是中心、主要部分，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党的领导核心必须是能力超群，具有雄才大略，指明正确方向，驾驭复杂局面、推动历史向前发展。邓小平两次谈到第一代领导核心形成问题。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不很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的。”[3]邓小平进一步强调：“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有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4]由此可见，核心问题至关重要。

　　一、从通道会议到遵义会议前，在红军转战进入贵州过程中，毛泽东正确意见被采纳和肯定，开始参与军事决策

　　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是在遵义会议上确立的，这一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长征前，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源举行全体会议，会议主要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先以要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接着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决定这一职任由周恩来兼任。长征初期，毛泽东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没有实权。党和红军的领导权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实际上李德一人包办了军事指挥。对此，周恩来回忆说：“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他虽然是个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5]

　　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至3万余人。这时，国民党当局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便在沿途布下重兵，企图围歼中央红军。博古、李德仍然坚持按原计划前进。这使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立即转兵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转兵贵州，使中央红军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取得了主动权。但是李德等人拒不接受正确意见。对此，伍修权在1982年回忆中说：“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很快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6]通道会议，毛泽东正确意见被采纳，获得了对党和红军战略问题的发言权，成为转变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地位的开始。从此，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权力和地位逐渐提高。

　　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进入贵州黎平县境，1934年12月14日,在潭溪击溃黔敌周芳仁旅第七团，同日，攻占黎平县城。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刘少奇等，与会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向贵州西北进军的主张，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即黎平会议决议。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决议》还规定“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对此，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至黎平，在黎平争论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7]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以决议的形式明确了红军的前进方向。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连克锦屏、剑河、台江、镇远、施秉、黄平、余庆7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今瓮安草塘）。1934年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下司村宋家湾商人宋泽生的住宅举行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即猴场会议决议。决议提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是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作出的最重要的是一条决定，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猴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并决定渡过乌江，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二、在遵义会议上，在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时，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向乌江挺进。1935年1月2日、3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师第四团先后在乌江回龙场渡口和江界河渡口强渡成功。1月5日，红三军团第十团在茶山关渡口渡过乌江。至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接着，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他们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报告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作出四条决定：毛泽东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然后发到支部去讨论；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被接纳为中央领导核心成员。毛泽东名义上虽然没有担任军队领导职务，但由于其对战争形势的准确判断和过去指挥红军作战的丰富经验，周恩来充分听取其意见，实际上参与了军事问题的决策。如指挥土城战斗，红军一渡赤水。对此，杨尚昆在回忆中写到，“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常委，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军事指挥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在军事上的帮助者。但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在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8]

　　三、从遵义会议到苟坝会议，在与国民党军开展的复杂军事斗争实践中，毛泽东逐渐直接参与军事指挥，事实上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

　　红军一渡赤水后，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转战到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鸡鸣三省常委分工，调整中央主要领导，毛泽东名义上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事实上毛泽东已经成为党的主要领导者和红军的实际指挥者。对此，1972年，周恩来在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这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9]

　　随后，1935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今威信）地区连续召开几次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部队缩编、苏区中央分局和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及组织等问题。会议的决议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布，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扎西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的一次重要会议，对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此，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道：“扎西传达以后，干部们心里都豁亮了。在毛主席正确指挥下，主动灵活地同敌人周旋，完全改变了原来的被动局面。”[10]

　　红军二渡赤水，取得了遵义战役的重大胜利。1935年3月4日，在遵义杨柳街，中革军委成立红军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前敌总司令，毛泽东任前敌总政治委员。3月12日，在遵义苟坝，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苟坝会议放弃进攻打鼓新场计划，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争取了战略主动。苟坝会议成立新“三人团”，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委托三人团对军事全权负责”的新的决策指挥机制，为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应对战时危机探索了新的决策指挥机制。从通道会议中央开始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到苟坝会议组建新的“三人团”，毛泽东为新“三人团”成员，在实际工作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已经成为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

　　四、会理会议至长征结束，在反对张国焘分裂和巩固陕甘宁根据地斗争中，毛泽东逐渐掌握了对党中央和人民军队的领导权，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核心地位

　　在苟坝会议之后，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也曾遭到挑战。1935年5月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等怀疑毛泽东领导、不同意机动作战的主张。对此，聂荣臻回忆说：“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在会理城郊外一个名叫铁厂的地方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以外，彭德怀、杨尚昆同志还有我和林彪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反党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对林彪所谓‘走了弓背’的谬论，进行了驳斥，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11]彭德怀写道：“大概是五月中旬，中央在会理召开了一次会议，名曰‘会理会议’。这时，有前述刘少奇和杨尚昆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又有林彪写给中央军委的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12]

　　1935年6月12日、18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由于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和拖延，红军被迫改道经草地北上。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强调进一步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鉴于周恩来病重，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9月9日，由于张国焘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于是中共中央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1935年9月18日，北上部队到达哈达铺，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调整中央领导机构，设立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行使中革军委的职权。确定军事工作方面设立中革军委西北办事处，毛泽东任军委主席。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中心瓦窑堡。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

　　五、长征结束后至中共七大，在反对王明右倾错误斗争和延安整风后，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领导地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1936年6月底，中共中央机关从瓦窑堡移驻保安。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中共中央于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批准了从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成立中央军委，毛泽东任书记（亦称主席）。1938年9月，从共产国际回国后的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1943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通过了以原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提议，决定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1945年4月至6月，党的七大在延安举行，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党的七大产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综上所述，在中央红军长征中，从通道会议起，中央大多数同志开始采纳毛泽东意见，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肯定毛泽东正确主张，毛泽东开始参与军事决策。遵义会议批判和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在鸡鸣三省常委进行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正式参与指挥军事。在遵义杨柳街成立前敌司令部，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开始掌握战场军事指挥权。苟坝会议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由周恩来任团长。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三人团”团长，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成为事实上的领导者和指挥者。苟坝会议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奠定了坚实基础，再经过会理会议、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洛川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延安政治局会议、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党的七大等，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进一步维护和确定了毛泽东核心地位，最终正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第1版，第6页。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5]周恩来1960年7月14日、15日。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9页。

　　[6]《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7]1943年11月27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8]《忆邓发》《追忆领袖战友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138页。

　　[9]《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65页。

　　[11]《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1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99—200页。

　　（作者简介：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贵州省社科联副主席、贵州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