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军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濒危语言”仍是一个陌生概念。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一组事实:格曼语使用人口13人,能较流利使用多续语的人仅剩6位;松林语的歌谣已经全部消亡;仓洛门巴语的许多歌谣、故事、神话传说已趋消失……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濒危语言志”丛书记录,我国的130多种语言中,有68种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下,有48种使用人口在5000人以下,有25种使用人口不足千人,有的语言只剩下十几个人甚至几个人会说,濒临消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越发严峻。(5月25日《光明日报》)
任何一种语言的活力和生命,离不开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如果没有使用者和传承者,就没有文化承载与传继。因此,注重活态传承和实际使用,当为濒危语言保护的应持理念和方法路径。
应该指出,濒危语言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抢救濒危语言,固然需要语言保护工作机构人员走进城郊乡野、寻常巷陌,记录即将消逝的乡音,捡拾散落的文化碎片,但更关涉学校推广、社会使用、媒体倡导等多个环节。因此,既需要建构制度体系,明确政府等各主体责任,统筹濒危语言的认定与保护,激励社会推广使用濒危语言的积极性,也需要注意到保护传承中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和困难,如投入、师资、教材等方面的障碍,以保障濒危语言保护的长效性,增强濒危语言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