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永言

　　20世纪50年代中期，遵义城惠风和畅，社会和谐。我就读的遵义第四中学，其文娱活动的开展十分活跃，青衿学子里人才辈出。校方为了检验一下学生的文艺水平，便借新城丁字口附近龙井沟内的一间商业食堂，搞了两场售票演出，居然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记得当年，这场售票演出的节目有歌舞《荷花舞》《采茶扑蝶》、京剧《打渔杀家》、黄梅戏《夫妻观灯》、歌曲演唱《桂花开放贵人来》等等。这场中学生的商业演出惊动了时任遵义地区行署专员李苏波，他带着警卫员也徐徐步入这个借吃饭的地方临时派作的“剧场”（当时遵义没有一个剧场），与看客们坐在长板凳上，看得开心之时，面带微笑，与大伙一块鼓掌。演出结束后，李苏波与警卫员和退场的人群一起，徐徐离开。

　　六十多年前，遵义四中的这场演出，生动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什么时候都不会忘却。

　　遵义四中的前身，是贵州省遵义省立高级中学，简称“省高”。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掀起内战，民不聊生。“省高”在丁字口的电影院（即原播声电影院）演出了一部大型歌剧《秋子》，由“省高”音乐老师朱石林、杰生小学音乐老师陈立华以及抗战期间曾经指挥遵义学生演唱《黄河大合唱》的潘名挥老师等执导。《秋子》的演员和剧务人员主要出自“省高”合唱团。《秋子》表现的是日军侵华期间，一名叫秋子的日本军妓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露出日军侵华的暴行。其时，我还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少年，当我从居住的老城来到繁华的丁字口，便看见《秋子》的大型宣传画栏布置在特别显眼的地方。人们围在画栏前观望，且议论纷纷。那时的街头巷尾，人们几乎都在谈论《秋子》的观后感，可见这场歌剧带给山城遵义的影响。

　　如此观之，新中国成立后的遵义四中，能在一间商业食堂作一场非义务性的售票演出，其文艺活动的传承，是有其赓续意义的。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先生任贵州省立第三中学（即遵义老三中）校长时，便在学校提倡学生演“新戏”，即话剧，当时叫“文明戏”，以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其时的“文明戏”里的人，女生还不敢上台演出，是鉴于封建意识的作用，但话剧里不能没有女角，甚至有些剧里女生还是主角，怎么办？不得不让男生扮女生。出生于仁怀的韩念龙（原名蔡仁元，曾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在老三中就读时，曾在田汉创作的《伊通河畔》中扮演一女性配角。著名戏剧家夏衍曾经在他的长篇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老蔡”，可见韩念龙当时已颇有名声了。

　　据我所知，当时遵义在话剧里男扮女装演出的，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在红旗小学任教的陈恭让老师等。

　　由于黄齐生先生在遵义老三中执教时的倡导，话剧这门艺术在遵义开始出现，并为人们接受。及至抗战中西迁遵义、湄潭办学的浙大师生的频频演出，话剧在遵义便普及开来。据浙大校长竺可桢在他的日记里所记，浙大在遵义演出的话剧与戏剧有这么一些：

　　1940年7月14日，演出反映抗日战争的话剧《自由兄弟》；

　　1940年7月14日，演出话剧《茶花女》；

　　1940年7月15日，演出话剧《夜光杯》，剧本为本校学生潘传烈作。

　　1940年8月17日，演出独舞剧《未婚妻》、戏剧《贺后骂殿》；

　　1941年5月20日，在遵义播声电影院演出话剧《日出》，目的是为浙江难民募捐；

　　1944年5月27日，在湘江戏园参加欢送毕业同学游艺会，演出狄青大败侬智高的《昆仑关》、韩世忠取金兀术的《黄天荡》与《罗通扫北》；

　　1944年5月28日，在播声电影院由外文系演出话剧《悔罪女》；

　　1945年6月23日，演出话剧《寄生草》；

　　1945年7月2日，在湘江戏园看《寄生草》话剧，该剧由熊佛西导演。

　　1946年3月25日，由浙大剧团与外文系演出《万世师表》。

　　浙江大学在遵义的话剧演出活动，为遵义话剧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遵义文娱活动与话剧的演出，一直不衰。譬如在中华路上的原遵义市京剧院舞台上，就曾经上演过话剧《抓壮丁》与《雷雨》等著名剧目，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虽然这些业余演出者至今大都亡故，但他们留给历史文化名城人们心中的艺术形象，却始终让人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