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文

　　人情来往是加强亲戚、朋友之间相互联系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特殊仪式相互走动可唤起“共同情感”。然而，一些地区却将人情关系异化为“人情债”，“礼尚往来”变成“利上往来”，破坏邻里温情，也给家庭造成严重经济负担。 

　　一

　　在乡村，人生重要时刻举行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人情仪式，有着表达个体情感、承载乡村文化、强化社群纽带的积极意义。 

　　在举行仪式时，个体情感得以表达与安置。以红白喜事为例，婚礼上，在场观众会被新人自然流露出的幸福和喜悦所感染；举行葬礼时，因亲人离世而产生的悲伤情绪，在共同的哀悼中被分担和稀释。至此，个体的情感得以在仪式中完成从内在波动到外在安顿的过渡。 

　　在代际传递间，乡村文化得以滋养与承载。约定俗成的人情仪式，承载着一代人的乡村记忆，形成独特的乡土文化现象。在遵义，“办酒”时一碗热气蒸腾的“扣碗”，一场热闹喧腾的锣鼓演奏，早已超越食物和表演本身，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记忆。这份记忆，一头牵着守家盼归的老人，一头系着远行千里的游子，它守住的，是乡村文化生生不息的根脉。 

　　在邻里共济中，社群纽带得以强化与延续。在遵义农村，“办酒”从不是一家之事，主事的“主人”，贺喜帮衬的“客人”，里外奔忙的“帮工”，调度协调的“知客”，邻居、亲戚、朋友一起“搭把手”，一场仪式就热热闹闹、顺顺利利地办起来。这种“你有事我出力”的往来关系，齐心协力调用各种资源办好“酒席”的共同愿景，浓厚了团结友爱的乡邻情谊。 

　　二

　　当人情名目不断增加、人情仪式扭曲变形、人情礼金节节攀升，本该其乐融融的邻里情谊就成为了“债”，让老百姓深恶痛绝。 

　　“敛财型”人情。立房、乔迁、杀猪、百日……各种“歪歪酒”层出不穷，家庭“酒席年支出”动辄上万。为了“收回成本”，又“巧设名目”另办酒席。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人们整天在酒席里打转，拿着礼金簿子算账“谁没来”“谁又送少了”。人情关系被物化成了礼金，人情在算计中变味，人心在比对中涣散。再者，这种“酒席竞赛”严重挤占人们谋出路的精力，对家庭幸福、乡村发展有害无益。 

　　“谋取声望型”人情。一些人认为，一场仪式场面越豪华、参与者越多，越能彰显主人财富和社会地位。于是，人情仪式被“面子”捂住“初心”，出现厚葬薄养、大操大办、天价彩礼、低俗婚闹等扭曲行为。这种“谋取声望型”人情，架空了人情仪式应有的价值，使其滑向成社会“竞争”和“表演”的手段。这些年湄潭县全面推行“车不过十，礼不过百”创新实践，规范农村婚丧嫁娶活动，少讲一些声望排场，多一些人情味。 

　　“拉关系型”人情。以送不送礼、送多送少，来分辨亲疏、划定“自己人”的圈子，若不主动融入，将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因此，很多人即便内心抵触，也不敢坦然拒绝。事实上，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绝非建立在“送礼”之上。比如正安县刘连权老人庆祝八十大寿拒收礼金，凤冈县九旬老人安南山庆祝生日提前在家门口张贴“一概免礼”字条……不送礼也能获得热闹的“朋友圈”。 

　　三

　　破除“人情债”，需突出“文明牵引、群众共治”，以文化人、以规导行、凝聚合力，以文明新风引导群众向俭、向上、向善。 

　　宣教应“走心”。单向灌输、照本宣科的宣教方式难以触及人心，需要“活化”表达方式。许多地方将移风易俗巧妙融入文艺演出、文明宣讲，通过小品、快板、民俗展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持续传递新风正气。比如桐梓县花秋镇推出“村播说文明”短视频，各村（社区）干部化身“村播文明实践员”，用乡音讲述身边文明故事，借助网络平台传进家家户户。只有接上地气、跟上时代，宣教工作才能如“涓涓活水”，更好地“激浊扬清”。 

　　约束见“真章”。成风化俗需要柔性引导，也离不开规矩匡正，必须在建章立制、强化执行上下功夫。一方面，让制度更精准。将“喜事新办、丧事简办、非必要不办”等要求纳入村规民约，使其成为清晰具体、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比如2025年以来，遵义市多个部门联动发力，指导各地复制推广绥阳县旺草镇小旺草村群众签订移风易俗专项“组（寨）规民约”经验，引导村民自发抵制陈规陋习。另一方面，让制度可持续。持续优化文明积分制度，对模范榜样及时表扬，链接本地商户提供实质优惠，将文明行为转化为可感知的社区荣誉与生活“福利”，形成“德者有得”的良性循环。 

　　善治需“聚力”。破除沉疴陋习，需要攥指成拳、久久为功。当聚阵地资源之合力，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党群服务中心、农家书屋等阵地深度融合，实现场所共用、活动共排、资源共享。聚精准服务之助力，广泛征集群众需求，建立“群众点单、站点派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的闭环机制，精准对接民之所盼。聚社会联动之活力，鼓励党员、青年骨干、新农人等发挥示范作用，撬动商户、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变“独角戏”为“大合唱”，让“人情债”销声匿迹、文明新风劲吹乡野。

　　（作者单位：桐梓县委宣传部）